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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ment,环境、社会和治理)如一场疾风,迅速席卷了全球市场。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反复的「阴霾」之下,ESG代表了企业、产业、社会甚至是全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求。因此,各国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领军企业等都在竭力推动其尽快落地。
不久前,国资委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ESG工作机制,提升ESG绩效,推动更多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在2023年实现央企ESG报告披露全覆盖。
央企要发挥「头雁效应」,其他市场参与者也在不断加快脚步。
毕马威发布的《2021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调查显示,各企业已经做好准备与政府密切合作,以兑现ESG承诺并就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的许多企业是从数十年前就开始关注社会责任的「等风者」,也有一些是希望借此机会提升投资回报、优化财务表现的「追风者」。
但与此同时,关于ESG的争议也从未远离。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领军者、资本市场的宠儿,特斯拉在MSCI评级中被认为「阻碍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甚至被标准普尔剔除出标普500 ESG指数组合的名单。
对此,马斯克对ESG评级的公开指责也愈演愈烈,称其为「彻头彻尾的骗局」和「伪君子们的武器」。
受此困扰的不止特斯拉一家,在ESG从概念到落地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信息采集与披露标准的不统一,使得许多以ESG为名的动作偏离了初心,最典型的就是一些ESG主题的投资和产品名不符实。
然而,「逆风者」的出现本身也是推动ESG发展与进步的一部分。
他们迫使更多市场参与者进一步思考,企业级的ESG转型到底该如何落地;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真正融入业务发展,最终实现企业、股东、公众等多方共赢的局面,而非疲于应对一个又一个KPI指标。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彼此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变化中,积极管理好新的环境问题、社会风险和发展机会,并与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日益高涨的期望结合起来,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系列新兴的挑战,将会波及企业的长远利益。这一点不论对企业运作,还是对投资组合来说,都是成立的。」
这段预判出自2004年由联合国发布的《Who Cares Wins》报告,它也标志着ESG概念在全球市场上正式亮相。
彼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向全球50家主要金融机构的CEO发出邀请,探讨如何将环境(E)、社会(S)及公司治理(G)等相关问题纳入资产管理、证券经纪服务等相关研究,与资本市场产生更深度的连接。
不过,这个尚未被验证的概念在当时并没能引起所有机构的重视,最终,只有来自9个国家的20多家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但由他们编撰而成的《Who Cares Wins》报告依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明确了ESG发展的价值,也进一步厘清了企业、咨询公司、NGO组织、投资者、监管部门等不同角色的职责,这也成为后来各方在ESG上协同合作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从ESG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这并非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概念。相反,它一直存在于大众视野,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
20世纪二十年代初,早期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催生了宗教教会的「伦理投资」,将酒精、烟草和博彩生意排除在投资名单之外;后来,它又进一步演化为「社会责任投资」,反战、反种族隔离等观念被引入其中。
可以看到,早期ESG的雏形是在宗教、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市场自发形成的对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问题的关注与解决之道。而后来,联合国主动推进全球顶尖金融机构开启ESG的研究与落地,则有其现实的原因。
进入21世纪后,人类在享受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同时,能源短缺、生态恶化、社会问题突出等多重压力日益增加。
因此,相比于此前以「负面清单」为主、规避有害行为的发展方式,市场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支持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
比如,2006年,联合国发布了负责任投资的六大原则(PRI),对于投资者以及被投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将ESG议题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等做出了明确要求。而截止到最新数据,PRI的签署机构数量已经超过4900家,足见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格外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在ESG领域的发展,前述《Who Cares Wins》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环境和社会问题最为紧迫的地方,因此在新兴市场支持ESG能力建设、更好地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十分重要。
彼时的中国市场也确实苦发展问题久矣。
2005年以来,从吉林石化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到广东北江韶关段水污染,再到中石油重庆开县天然气渗漏事故,还有「矿难」、「假冒伪劣」、「食品安全」等问题频频见诸报端。
这些都使得企业与员工、经济利益与社会公众站在了对立面上,舆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拷问也达到了高潮。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2006年,国家电网发布了央企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公司期望通过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客观展示公司价值观与长远追求以及具体的行动」。
很快,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大型企业迅速跟上,纷纷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报告里阐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不只是利润的创造者,扶贫、公益、慈善、提升服务质量、落实国家发展战略……都是企业的应尽之责。
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披露相关信息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兴业证券统计的结果显示,在2021年的财报季,有超过1400家A股上市公司企业独立发布了ESG报告,全市场ESG报告披露率首次突破30%。
如果着眼于更广泛的国际资本市场,从港股到美股,包括美国SEC、港交所等已逐步将ESG报告放在了与企业财报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相应的,披露ESG报告的企业数量、涉及的信息维度、以及落地方式等也在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2021年财报发布后,媒体发现,在星巴克首席执行官凯文·约翰逊(Kevin Johnson)获得的2021年2000万美元的奖金中,有10%与环境条款有关,包括努力「消除塑料吸管」和「减少农场甲烷排放量」等。
星巴克并非孤例,苹果也在2021年高管年度奖金中额外增加了10%,用来激励在ESG项目中表现突出的人员。这种通过正向激励的方式引导员工共同推进ESG理念落地的做法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效仿。
不过,在疫情的冲击之下,ESG面临着再一次迭代升级——从国家的战略目标、产业的发展规划,到企业的发展模式,甚至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做出新的调整。
尤其在中国,随着「碳中和」、「碳达峰」的「双碳」目标正式发布,「十四五」规划持续展开,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等目标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重点之后,ESG之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止于「锦上添花」,而是要将其与自身的战略、业务发展相结合。
可以说,企业级的ESG转型早已不只是对某个业务节点的优化,而是需要更有全局观的框架性,和一整套体系化的重塑。
不过,在ESG概念席卷全球的浪潮下,争议声也从未远离。
财报季前后,向来在社交媒体上无所顾忌的马斯克与ESG评级机构又一次针锋相对,开启了一场关于ESG评级标准的大讨论。
作为一家致力于新能源发展的企业,特斯拉认为自身在新能源的开发与使用、环境友好等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帮助世界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转变的目标迈进」。
但是,它却在最新公布的标普500 ESG指数名单中被剔除。而另外一家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精炼与销售的公司——埃克森美孚反而跻身标普500 ESG指数前十。
今年5月,特斯拉在其发布的2021年影响力报告中,批评当前市面上的ESG评估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
评级机构当然有其理由,比如,他们认为特斯拉存在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在空气污染与废弃物处理等方面也存有争议。
事实上,同一时间和特斯拉一起被「踢出」标普500 ESG指数的还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脸书母公司(Meta)、强生集团以及富国银行等。他们并非ESG「新手」,但却没有得到评级机构的认可。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与矛盾折射出的,恰恰是新一轮ESG发展浪潮之中,「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数据、信息、评判标准尚未统一所带来的问题。
尤其,当我们把目光回归国内市场,由于起步较晚,国内公司、投资者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更多,也更复杂。
比如,国内市场上入选ESG投资的「名单」也曾饱受争议——根据中信证券和秩鼎公司对公募基金季报的分析,2021年前两个季度,ESG主题基金前三大重仓股中都有「贵州茅台」。但这家股价一骑绝尘的公司在ESG领域的表现究竟如何,似乎鲜少有人关心。
很难说,基金经理是依据ESG评分选择企业,还是给目标企业打出一个ESG高分。
究其原因,我国企业的ESG信息披露,主要以事实定性描述为主,可获得的数据还存在非结构化特征,不具有可比性。而投资人依据不同评价体系,得出的ESG分数千差万别,甚至只要调整部分指标的权重,ESG评分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截止到2021年底,国内市场上的泛ESG基金规模已达5000亿以上,比2020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现象与2021年以新能源为核心的市场行情走高密切相关。
这些基金虽然与ESG领域相关,但并不意味着真正以ESG的方式进行管理。由于缺少专业的机构和统一的标准,现在很难有公允的甄别方式。
事实上,站在企业发展的视角,如何制定和执行ESG战略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比如,虽然ESG从诞生之初就被确定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全球语言」,但基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企业需要回应更多本土议题,而不能机械地套用海外模版。
此外,企业还要面对许多现实问题。
比如,对ESG的关注到底该上升到何种程度?作为「一把手」工程贯彻实施,还是作为市场部门的一张漂亮「标签」?考核标准又该如何确定?如果ESG战略对于短期内的财务表现会造成冲击,又该如何平衡和协调?
尽管数千家公司都在披露ESG报告,但每一份报告的质量截然不同,到底以何种姿势拥抱ESG,这对于企业又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是否有清晰的执行路线图,以及常设的专职岗位等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企业落地ESG战略等决心。
以最近蚂蚁集团披露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例,从报告内容来看,蚂蚁集团确定了「数字普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开放生态」四大主题,以及相关的19个实质性议题,并进一步明确了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以往可持续发展报告聚焦于ESG的发展「成果」,蚂蚁集团在此次的报告中详细披露了议题识别、分析、调研和最终确定的过程,来保证议题既符合国际ESG框架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又能够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活动特点相结合。
更重要的是,在执行方面,蚂蚁集团搭设了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设立外部ESG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确保战略的科学性和落地的可行性。
同时,在公司层面设立CEO和CSO(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岗位,领衔的ESG可持续发展领导小组,以及各议题执行小组,保障ESG目标融入业务,驱动业务。
而在更早之前,腾讯也发布了「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升级后的首份ESG报告,并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普惠科技、数字共融、负责任产品、创新社区投资以及商业道德等领域的表现,直面了数据安全、青少年保护等问题。同时,设置了专门的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优势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
如果说以蚂蚁、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本身就在ESG领域有所积累,那么以理想、小鹏、蔚来汽车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则需要更迅速地搭建整个ESG框架。
事实上,他们也都在2021年披露了首份ESG报告,除了加紧招募相关人才、设立ESG部门、将ESG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之外,以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制造也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究其原因,ESG所带来的长期价值,无论是账面上的财务回报、提升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还是更深层次的其他「无形价值」,都是企业所看重的。
当然,相比于深耕ESG多年的海外公司,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自上而下发布战略的基础上,它更需要员工真正把这一战略内化,形成行为准则,融入到日常工作中。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形成传导机制、实现正向反馈。期间,建立完善、清晰、细致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也是保证战略落地的关键举措之一。
在争议声中,也在市场各参与方的共同推动下,ESG的标准、规则在逐步明晰,行业「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
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分论坛上表示,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计划于今年底出台一套ESG披露准则,目前已在国际上征求意见。
ESG最早源起于金融市场,它的衍生与发展也与金融行业息息相关。
在发展初期,并非所有金融机构都愿意探索新事物。尤其在国内市场上,彼时的国内金融业正处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在一项短期内难以带来超额回报的业务上显得并不划算。
2007年,兴业银行的高层就曾受到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Zoellick)的「灵魂拷问」:「如果绿色金融能赚钱,为什么中国别的银行不做?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贵行要做呢?」
对此兴业银行的回答是:「也许短期内不挣钱,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但环境保护这项事业是需要扶持的。银行可以发挥自身特长,通过信贷杠杆,支持环保事业。随着各方的共同培育,市场和利润终归是会有的,这就实现了银行经营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结合」。
后来,事实证明,在深耕绿色金融16年之后,兴业银行确实获得了更加丰厚的长期回报。截止到2021年底,兴业银行表内外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达1.39万亿元,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超过1300亿,是全球绿色金融债发行和承销规模最大的商业金融机构。
时至今日,随着ESG理念为更多人所接受,相关产品和业务的整体市场规模也不断创下新高。
麦肯锡报告显示,全球范围来看,2021年,全球碳配额交易市场规模达8510亿美元;可持续融资单年发行规模达1.6万亿美元,5年年化增速逾60%;二级市场ESG基金管理规模已趋3万亿美元。
聚焦到中国市场,在政策引导下,包括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开始将ESG作为新的发力点。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绿色贷款余额人民币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居各类别贷款增速之首。同时,泛ESG公募基金也实现快速增长,管理资产规模达人民币5400多亿元,较2020年增加了3倍多。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存量分别占据全球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然而这只是ESG市场的「冰山一角」。麦肯锡指出,虽然「碳达峰」的目标节点是在2060年,但是大量的投资行为和准备工作将发生在未来5-10年,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高投入期,也是转型的黄金窗口期。
典型如绿色贷款,目前在国内各项贷款中的占比仅8%,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无论是在表内还是表外,对公还是零售,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他们可从信贷策略、产品及业务模式创新、定价、信贷审核和风险加权等多方面入手,创新更多融资工具、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大财富管理市场的崛起,ESG主题基金亦将成为一个热门赛道,其背后的可持续投资产业链也在快速扩张。
可以看到的是,在全球排名前十的资管公司中,大多数都已经提出并推动了ESG战略,其中一些投资机构已经将ESG理念融入了「募、投、管、退」全流程,包括在募资阶段打造ESG投资平台、在投资端将ESG考量融入主体选择、尽职调查及交易结构设计等全流程。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资管公司们更多还是停留在利用ESG的概念做产品创新。未来,随着机构将ESG进一步纳入业务全流程,构建更好的ESG发展生态,其市场潜力也将进一步被激发。
中金预测,参考欧洲、美国、日本的资管规模和ESG投资规模,到2025年,中国ESG投资规模将达到20-30万亿,占资管行业总规模的20%-30%;
借鉴全球ESG公募基金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25年,中国ESG公募基金规模将达到7500亿元,与当前规模相比有超过2倍的增长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领先金融机构对可持续战略议题的关注点早已从「做不做」变成「如何做」。
尤其,在整个金融市场持续波动、金融机构面临转型挑战的背景之下,将其打造为新的「增长极」成为许多机构穿越周期的重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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