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国务院在浙江、江西、新疆等五省(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绿色金融在政策、产品、业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灵活性。在政策大力推动下，我国绿色信贷规模逐年稳步攀升，绿色债券的成功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创新业务层出不穷，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正逐步由分散化、试验性的探索，向系统化、规模化推进转变。

在取得一系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需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绿色金融的深化发展仍面临着不少需要突破的瓶颈。具体来说，绿色金融落地面临的瓶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存在短板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化尚未成型，在绿色金融标准方面存在短板，主要表现为：

一是绿色项目界定标准不统一。具体来说，人民银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发改委《绿色债券指引》对于绿色项目的界定不一致，这种不统一表现在项目分类和项目范围两个方面。

从项目分类看，人行目录将绿色项目分为6大类，大类项下又进行了细分，有二级分类和具体的说明和界定条件；而发改委指引的绿色项目包括了12大类，范围比较大，没有进一步进行细分和说明；从项目范围看，两部门对绿色项目的认识存在偏差，具体体现在：发改委将核电纳入了新能源项目范畴，而人行目录中的清洁能源类项目并未包括核电项目。

另外，发改委绿债指引中纳入了节能环保重大装备、技术产业化，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园区)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试验、低碳发展试点示范等项目，但这些项目在人行目录中并未涉及。

同样，人行目录中所包含的灾害应急防控、交通领域互联网、水路交通中的船舶购置及航道整治、城乡公路运输公共客运、铁路交通、城市轨道交通、清洁燃油等项目也未在发改委目录中明确提及。

二是不同监管口径下绿债发行和存续期监管要求存在差异。发改委主管的绿色企业债券将募集资金占项目总投资比例放宽至80%，发行企业不受发债指标限制，并且在资产负债率低于75%的前提下，核定发债规模时不考察企业其它公司信用类产品规模，这意味着，此类企业可以突破债券融资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40%的规定；而证监会《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于发行主体条件并没有类似便利措施，同时还对绿色公司债发行的范围还进行了界定，即原则上不得属于高污染、高能耗或其他违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行业；交易商协会《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对于发行主体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条件。另外，不同品种绿色债券在存续期内的信息披露标准也存在差异。

三是标准间缺少呼应，各类产品之间无法有效衔接。银监会的绿色信贷中节能环保项目及服务贷款统计口径包含12类贷款，而人行绿债目录将绿色项目分为6个大类、31个小类。在支持项目范围及分类方法上存在差异，部分可纳入绿色债券投资范围的项目不属于绿色信贷；反之亦然。

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标准之间的不统一，导致银行机构的绿色信贷资产无法直接对应到绿色债券发行所需的绿色资产池，需重新对基础资产进行梳理和认定，增加了业务管理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绿色项目标准仍有完善空间。以人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来说，绿色项目的分类存在互相交叉的现象。另一个会让市场产生困惑的问题在于目录类别的划分依据，还是前文提到的生物质发电和供热，生物质发电、供热属于生物质能利用的两种方式，而从产业划分角度看，生物质能利用属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范畴，这点从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可再生能源生源发展